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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水浒的女性形象——江湖世界中的漂亮与淫荡

发布时间:2021-11-16 人气:

本文摘要:“水浒”的女性悖论李煜晖写得欠好的好女人水浒的气质是男性的,粗放而壮美;红楼的气质是女性的,细腻而优美。红楼男性多女性化,不必说贾宝玉、秦钟、蒋玉菡,就连英风侠骨的柳湘莲,“姿容仪态”也引得薛蟠垂涎。 水浒女性多男性化,好比母夜叉孙二娘、母老虎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单看外号已经颇具男性特征(凶、壮、高),再看形貌,更令人望而生畏。先看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 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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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的女性悖论李煜晖写得欠好的好女人水浒的气质是男性的,粗放而壮美;红楼的气质是女性的,细腻而优美。红楼男性多女性化,不必说贾宝玉、秦钟、蒋玉菡,就连英风侠骨的柳湘莲,“姿容仪态”也引得薛蟠垂涎。

水浒女性多男性化,好比母夜叉孙二娘、母老虎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单看外号已经颇具男性特征(凶、壮、高),再看形貌,更令人望而生畏。先看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

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

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老虎。扈三娘虽然是美的,可是天然之美,冷若冰霜,女性的性感美被英气和杀气遮蔽了。试看进场“赞”诗:蝉鬓金钗双压,凤鞋宝镫斜踏。连环铠甲衬红纱,绣带柳腰端跨。

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仙颜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

世界因多样而精彩。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人人是男子,纵然人人如李逵、鲁达、武松般头角峥嵘,也未免单调,且与江湖世界的现实不符,女侠自古皆有,何独水浒否则?故终须女子粉饰梁山。

此种粉饰重在塑造江湖世界的异样新奇,而非形貌女性世界的脂粉柔情。抹杀或回避女性美,对她们作为女性奇特的心田世界只字不提,虽然使这些“女男人”与“妖艳贱货”区离开来,与“真男人”保持了精神气质的一致,但同时也就流于观点和标签,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一丈青全家死于李逵之手,而竟能以“义气为重”,下嫁人品、相貌均堪忧的王英,这就是不近人情处。

对作者而言,她加盟梁山以凑地煞之数,是一用处;玉成宋江对王英的许诺,是一用处;用“高矮配”“妍媸配”写出江湖的异样新奇,是一用处。至于她心田作何感想,读者又作何感想,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良善的普通女性,作者也会刻意淡化其外貌之美和细腻的心理运动,突出的是林冲娘子。

按理,高衙内惯于调戏良家妇女,阅历甚丰,不至于大街上见到一个女人就相思成疾,而他竟然如此,不惜连环设计,不达目的而不罢休,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娘子一定美艳不行方物。然而从进场至自缢,水浒竟没有一句对娘子“美色”的正面形貌,让我们无从确知娘子是何容貌,只能臆想和脑补。小说中有的只是她的行为。

而行为又全是“套路”:被调戏则哭喊挣扎,回家则规劝慰藉良人,见休书则大哭昏厥,走投无路则自缢而死。至于飞来横祸如何感想,在良人的苦恼和决绝眼前怎样挣扎,作者并不做任何交接:他把这种感受和思考的权力都留给了林冲。只有“行为史”,而无“心灵史”,这是水浒中大多数普通女性所遭的“待遇”。

作者这样写自有其逻辑。还以林冲娘子为例:林娘子是“贞洁烈妇”,贞洁烈妇可以是漂亮的,甚至可以是性感的,可是这种美在伦理上只属于林冲,不容作者书写和读者“窥视”,否则就是“高衙内式”的亵渎。贞洁烈妇可以情感富厚,也可以有自己的情绪和思考,但这种“情思”必须全方位地与自己的良人相匹配,感林冲之所感,思林冲之所思,痛林冲之所痛,急林冲之所急。

既然如此,又何须再去写她自己的感受呢?这种逻辑反映出作者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看法。首先,女性外在美尤其是性感的美,是一种道德原罪,既不容于江湖,更不容于礼教。

所谓朱颜祸水,美者不贤,贤者不美,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思维定势。鲁迅借阿Q的嘴,曾狠狠讥笑过这些人。在小说创作中,如果女性确实有须要具备外形的美,好比“一丈青”应该美,因为“母老虎”“母夜叉”者流,王英恐怕不会娶。

好比林冲娘子,美赋予了高衙内谋害林冲的念头。那么,要么使其男性化,要么避而不谈。其次,无论妍媸,女性不应有细腻的专属的情感和欲望,从行为到思想,都应是男子的附庸。

孙二娘卖人肉包子,顾大嫂劫牢反狱,一丈青战死战场,林娘子悬梁自尽,这些关于暴力或死亡的形貌可以有,至于“好女人”的七情六欲,作者不应写,读者也别想看。林娘子还算“优待”,更多的普通女性则是作为“家属”,随着“金银细软”被取上山来,连跑龙套的时机都没有——此之谓女性的“物化”。女性的刻板和物化非为“水浒”所独占,“三国”愈甚:徐庶之母是尊刘反曹的道德模范,貂蝉是先天自觉、无师自通的政治工具,猎户刘安之妻简直成了刘备晚饭的一道荤菜。相比之下,不得不佩服曹雪芹。

鲁迅说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丰满的女性形象和细腻的体现手法,是打破传统的重要内容,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的女性世界,无论就个体还是全体而言,都是形神兼备、情态迥异的。红楼取得如此成就,不能说没有水浒的劳绩。红楼在写法上借鉴了《金瓶梅》,而《金瓶梅》脱胎于“武松杀嫂”。

武松嫂嫂潘金莲在道德上虽然不是一个好女人,但“水浒”在女性形象上的艺术孝敬,却恰恰集中体现在以她为代表的这群“欠好的女人”身上。欠好的女人写得好水浒女性有三类,好女人如前所述。二是过场人物,如鲁达救援的金翠莲,李小二的浑家,蜈蚣岭被掳的村妇。这些作者通常一笔带过,没有认真去写,也没有须要认真去写。

第三种就是欠好的女人,“淫妇”“虔婆”等等。仅前七十回,淫妇就有四位: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和贾氏。她们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和那些“好女人”相比,女性原始之美在这些“坏女人”身上苏醒了。女人如果都不爱美,不爱妆扮,不爱展现自己的美,这还成个什么世界!写“好女人”,作者极其克制,当笔锋触及淫妇时,因为少了矜持和避忌,女性的美裹挟着道德原罪,以夸张、变形甚至是猥亵的方式被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既是在引发读者对淫妇的恶感,同时似乎也在宣泄着作者自身被压抑的快感。潘金莲甫一进场,作者就迫不及待写到: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骚。

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男人。武松初见嫂嫂,作者借武松的视角写她的相貌:眉似早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潜伏着风情月意。

纤腰袅娜,羁绊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蛊惑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这已颇有淫词艳曲的意味了。至于雪天把盏一段,更写得俏语玲珑,勾魂摄魄。从“酥胸微露,云鬟半袒”的妆容,到“肩胛上只一捏”的行动,再到“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的表明,真令读者替武松捏一把汗。这些形貌从姿容、体态,到行动、言语,逐步勾勒出潘金莲的形象,至于后文与西门庆相会,越发写的摇曳。

类似的情况也泛起在潘巧云和阎婆惜身上。尤其潘巧云,读者可看做法事、看佛牙两段。

虽然这些有关女性美的形貌大多聚焦在“性”方面,有些笔触也难免猥琐,但至少展现出专属于女性的妩媚风骚,也为厥后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书形貌越发真实、越发完整的女性形象开发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第二,和那些“好女人”相比,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坏女人”身上萌动起来。这种萌动集中体现在女人对她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上。

女人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生活”,与男子认为的她所应当享受的“幸福生活”是差别的。阎婆惜典身给宋江,有报恩的身分,更主要的是谋食,她自己对宋江没有情感可言。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实时雨宋公明,在她心目中就是一个言语无味的黑矮胖子。

而这个黑矮胖子最喜结交的是江湖好汉,“在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就使青春幼年的阎婆惜在生理和心理上极不满足。一般来讲,男子淫心生于已足,已足则猎奇求新,西门庆是也;女子淫心生于不足,不足则寻求弥补,阎婆惜是也。

当风骚倜傥的张文远泛起后,阎婆惜自然抛恩负义,对宋江避之不及。《水浒传》对这一心理有很是精彩的形貌:“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

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槅子眼里张时,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转又上楼去,依前倒在床上。

”称谓之误让阎婆惜心潮起伏,一时间,她对小张三爱得要死和对黑宋江烦得要命的心态同时体现得纤毫毕现。可见作者并非不懂体察女性的心理,只是在写淫妇时才愿意去体察而已。这种体察同样体现在潘巧云和贾氏身上。

这二位的良人,相貌和能力都出众,家境也殷实。尤其卢俊义,更是文武双全,仪表堂堂,还是台甫府的首富,实在找不到她们不满足的理由。实际上,物质的满足和虚荣心的满足,更多是驻足男性视角的,从女性视角来看,这些不能取代情感和欲望的满足。

在这一点上,潘巧云、贾氏之于杨雄和卢俊义,与阎婆惜之于宋江,并没有质的区别。杨雄的值夜,卢俊义的不近女色,都是作者给出的或明或暗的提示。

于是,一私于僧人,一通于家奴。所区别者,在于潘巧云偷情写得直露,以突出她的“淫”;贾氏私情写得蕴藉,反倒极写其陷害卢俊义,以突出她的“恶”。潘巧云的形象写得更好些,贾氏的形象和卢俊义一样,略显单薄。但在体现和体察女性心理方面,纵然是贾氏也不乏神来之笔。

卢俊义将启程去山东,让李固先行出门安置,作者不失时机写道:“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去。

”金圣叹批道:“看她流泪乃在今日,不在明日,妙笔!”作者确是妙笔,金圣叹也确是会念书人。在体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上,潘金莲的情况最为庞大,塑造得也最乐成。作为使女,因为不从大户的调戏,被倒贴妆奁嫁给了武大。从写作的角度看,所谓“不从大户的调戏”,是为给潘金莲居然嫁武大郎找理由。

从人物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使潘金莲从一进场就带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不愿意被人摆布。客观地讲,武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会过日子,有自知之明,对妻子的隐忍疼爱纵然在今天也是模范。但对潘金莲来讲,她要嫁的是男子,而不是好人。

有没有钱财倒在其次,至少颜值要般配,性情要匹配。颜值就不必讲了,拿性情来说,武大确实缺少阳刚之气。在这一点上,作者着墨不多,却相当传神。举一个不易发现的例子。

郓哥被王婆打后,寻武大密告,武大急于知道奸夫是谁,便请郓哥喝酒。作者写道: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郓哥,到一个小旅店里,歇了担儿,拿了几个炊饼,买了些肉,讨了一镟酒,请郓哥吃。

注意这个细节:拿了几个炊饼。金圣叹于此处批曰:写来可笑。

可笑在那边,他没有讲。试想,对一个男子来讲,得知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真相未明,一放心急如焚。

此情此景,请人家吃顿饭还忘不了自带干粮,这不行笑吗?虽然这是小本经纪人的当行本色,但男儿血性可谓荡然无存矣。所以,武大之于潘金莲,既不能给她世俗所谓的幸福生活,更不能给她她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而潘金莲又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则她的“出轨”必将是“时刻准备着”的了。险些在武松泛起的一刹那,潘金莲就发现这是她获得幸福的好时机。“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近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

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垮了,他一定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百十字里,先憧憬,再诉苦,继而绮想、定计、窃喜,对一个不是时刻准备“出轨”的女人来讲,险些是不行能完成的思维运动。随后的来往中,潘金莲使出使女的小意儿,千方百计地引诱武松,光“叔叔”就亲热地叫了三十九遍之多(据金圣叹盘算)。

了局大家都知道,武松不光不“领情”,还破口痛骂。这是潘金莲追求自己“幸福”的第一个回合,她失败了。但她不甘愿宁可。

当武松临行前来家嘱告其兄小心审慎时,潘金莲再次会错了意。书中写道:那妇人余情不停……便上楼去,重云粉面,再整云鬟,换些艳色衣服穿了,来到门前迎接武松。

效果再次受到武松正言厉色的警告,这是她追求“幸福”的第二回合,她又失败了,同时也隔离了对武松的“念想”。然而隔离了对武松的念想,不即是隔离了“念想”,这种念想会越发强烈——武松引发了潘金莲的情欲。

西门庆泛起后,一切水到渠成了。关于潘金莲和西门庆。有一段很经典的形貌,恰恰被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

那就是王婆所谓“十分光”到第九分时潘金莲的体现。书中写道: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唣!你真个要勾结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做成小人。

”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这段形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把潘金莲在通奸历程中的主动性写了出来。在作者本人,或许只是要做实其淫妇之名,使其不得因王婆设计而脱罪,但客观上确实赋予了潘金莲自我意识:她不是懵懂受骗的,而是自觉主动的接受。于是这成为她追求自己“幸福”的第三个回合,她告竣了心愿。

近世以来,颇有为潘金莲翻案者。大户的迫害、武大的窝囊、王婆的奸狡、西门的引诱,都成了潘氏值得同情的张本,进而得出若干同情的结论。

这不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科学方法,因为代入感太强,缺少了审美的距离。况且为一己之欲鸩杀亲夫,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同情。

如果说潘金莲、阎婆惜等形象有努力的建设的意义,我想主要是艺术上的,而不是伦理上的;主要是抽象的,而不是详细的。从古典小说女性形象演进历程上看,女人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活,只管这种幸福和快乐是纯物欲的,而非《红楼梦》那种柏拉图式的;只管这种争取的方式是反道德的,只管它是以基于情欲的“恶之花”的形式绽放出来的,但究竟展露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从而为水浒以后的小说中的女性变得越发独立而深邃提供了可能。第三,和那些“好女人”相比,人物形象的庞大性在“坏女人”身上体现得更鲜明。

作为人物形象,无论男女,从进场到谢幕一好到底,或者一坏到底,好就好到没有缺点,坏就坏到没优点,性格没有获得生长,这种形象在读者心中是立不住的。重复无常,不合情理地剧变、突变,没有一条能统领这小我私家物思想行为的主线,同样也立不住。前者如林娘子,后者如一丈青。相比之下,潘金莲塑造得很乐成。

这虽然有人物形象之外的原因,好比她泛起在“武松传”,而武松又是全书形貌最乐成的人物之一,会发生连带的流传效应。再好比《金瓶梅》的泛起,使潘金莲得以在另一部奇书中还魂并演绎。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作者把她写得够庞大,而这种庞大又合情理。潘金莲并非生性是一个坏人,不从大户调戏,是其可敬处;武大貌寝体拙,是其可怜处;居清河县之时,武松东京公干之际,她亦能收心过活,是不失妇道良心处;王婆费尽心血,是其可宥处。

她转变为鸩杀亲夫的凶手,既有性格的因素,也有运气的因素,更有社会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在种种偶然性和一定性的交织中,能不停引发差别时代的读者从差别角度去思考,这就是庞大人物的魅力。

这里不妨举一个网络时事方面的案例。数月前“马宝事件”,网友其时纷纷谴责,将女方比为潘金莲。这就代表了读者对潘金莲的第一层认识,这种认识建设在事实逻辑上:潘金莲婚内通奸,马蓉婚内通奸,马蓉=潘金莲。

接下来就有网友指出,这样对潘金莲不公正,因为潘金莲并没有謀夺武大的产业,而且奸夫只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潘金莲那时没有仳离制度,她没此外措施。这样一分析,人们对潘金莲的认识就又深了一层。但问题还没有解决,既然不恰当,那应该比成谁呢?经由学习,网友由潘金莲遐想到卢俊义妻子贾氏。婚内通奸,奸夫是家奴,还想谋财害命,相似度更高。

但马上又有人指出,贾氏情况也纷歧致,卢俊义对她态度很差,还不怎么近女色,两人也没有孩子。于是网友们豁然开朗,原来“马蓉”不经意间成了汉语新词汇,因为无人可比。

现在去网上看评论,大多网友还照旧称其为“潘金莲”。但这中间经由了一个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回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认识历程,之所以能完成这个“直觉-比力-推演-判断”的历程,潘金莲形象的庞大性功不行没。“坏女人”的庞大性还体现在作者对她们心智的展现。在林冲娘子身上,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隐忍,看不到她的心智。

在扈三娘身上,我们看到了她的勇武和冷艳,也看不到她的心智。孙二娘把武松乔妆成行者,顾大嫂设计劫牢,这都是心智的体现,所以在“好女人”的领域里,这两位的艺术价值略高一些。但相比“坏女人”,就小巫见大巫了——或许坏女人原来就要比好女人智慧吧。

试看阎婆惜拿招文袋要挟宋江,有恃无恐,步步紧逼,老于世故的宋押司也落了下风。武大捉奸,西门庆钻进床下,而潘金莲何其沉稳!潘巧云听到杨雄醉骂,连忙有计谋栽赃石秀以自保。贾氏与卢俊义公堂对质,句句要人性命。更不用说王婆运筹帷幄,将西门大官人收拾得服帖服帖了。

人物体现出的心智水平,就是作者的心智水平,只有看成者的水平能够“碾压”读者时,一本书才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谁愿意读一个比自己还蠢的人写的书呢?像水浒的作者一样,把坏人写得很智慧,是作家的本事。读这样的作品,人也会变得智慧起来。不像有些作家,笔下全是好人好事,随处大欢喜、大团圆,偶然泛起一个“坏人”,比好人还蠢,刚一动坏心思,连忙就被识破了。现在有些家长和老师,最喜欢孩子读后一种书,凡有坏人坏事的,一概不让孩子读,说是怕学坏。

我以为担忧道德出问题,另有计谋可以适时干预和引导,而“蠢”就一个字,长大了无药可治。言归正传,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现实生活中有淫妇,文学作品中就有淫妇形象。议论现实生活中的淫妇,难免流于八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淫妇形象,则是学术问题。

是学术问题。是学术问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读者不行不察。

悖论之迷:“符号”与“怪胎”的形成从水浒全书来看,甚至从章回的整体架构看,作者主要目的原本并不在于描画这些淫妇形象。比力一下,霍桑笔下的海斯特·白兰(《红字》),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夫人》),劳伦斯笔下的康妮(《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都是婚内通奸的女性形象,但她们自己就是作品的主人公。

作者写她们偷情,归根结底是借此塑造她们自身的形象,表达自己对女性权利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水浒传》则差别。

没有阎婆惜和张文远,宋江走不上江湖逃亡路;没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武松好端端做他阳谷县的都头;没有潘巧云和海闍黎(梵语音译,高僧之意),杨雄照旧做当牢节级,石秀天天杀猪卖肉;没有贾氏和李固,卢员外更没理由不做台甫府的财主——从基础上说,作者写淫妇,是为了推动情节生长和烘托男性英雄服务的。固然,推动情节生长有许多此外措施,好比杨志失生辰纲而落草。何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写妇女偷情呢?有三个原因,一是《水浒传》的成书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许多情节泉源于话本、民间故事和杂剧,像“宋江杀惜”,这是原本就有的,作者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革新(参看聂绀弩《水浒四议》)。

二是水浒多写江湖与市井,明朝中叶以后,市井民风大开,现实生活恐怕也给作者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况且这类情节很能吸引读者。固然,这只是一种的料想。三是可能有“炫技”的因素。这一点我是受金圣叹的启发。

金圣叹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打虎、偷汉、劫刑场,这三个题目最难作。别人作一篇尚且不易,施耐庵非要连续不断,还要作得不重样。

打虎则有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解珍解宝猎虎;劫刑场则有江州劫刑场、台甫府劫刑场,偷汉则有四大淫妇。这层意思翻译过来不就是“炫技”么?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制止重复,是作家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有意识地挑战重复,使重复之中见新意,则是作家对自己更高的要求。有学生曾问我,为什么水浒里的淫妇都姓潘,作者跟姓潘的女人有仇么?固然我不清除有八千万分之一的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或许是,作者用字面上的勾连提醒读者,两人都姓潘,都是“兄-嫂-叔-奸夫”的叙事模式,你来看我怎么把她们写得各有各精彩。水浒里像这种文学上的炫技有许多,专治种种不平,这里就纷歧一枚举了。

至于用淫妇形象来烘托男性英雄则显而易见。好比武松,我们为什么以为他是真好汉,金圣叹还称他为“天人”?虽然是因为他能打虎,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拒绝了潘金莲。

拒绝潘金莲,纵然不打虎也是英雄;否则再打十头老虎,也算不上好汉。有一点要注意,作者这种烘托内里带着一种刻意的维护。

好比宋江是梁山之首,为尊者讳,红杏出墙的阎婆惜就不能是正妻,只能是一个典来的外室。那么问题来了,身为好汉之首,居然包养外室,似乎也有些说不外去。于是作者煞费苦心先摆设他做了一件好事——援救落难的阎婆母女。

这母女借牙婆之口死活恳求,非要纠缠宋江典了阎婆惜。宋江耐不住聒噪,这才只得答允了。

这就给读者一个印象,虽然宋江包养外室,但他心田是拒绝的,这不外是一次好人好事的延续——呵呵,世界恢复平静,一切又显得顺理成章了。有读者可能会问,卢俊义是梁山的二号人物,为什么他正妻出轨,这就不需要为尊者讳么?有点社会履历的人都知道,跟排队买菜差别,组织里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虽然只差了一号,实际上天差地远,这一点不必多解释——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须要为卢俊义讳。但也不能不管,究竟玉麒麟也很难下台。

怎么办呢?一方面略写通特工节(与其他三人比力可知),另一方面想措施弥补。四大淫妇了局都是死,但死法差别。阎婆惜死得最不受折磨;潘金莲被武松剜心尔后斩首,这种“罚”比阎婆惜重,因为她罪过更大;潘巧云没有潘金莲罪过大,她没杀人害命,死得却相仿,还搭上一个迎儿,主要是为突出石秀之刻毒。贾氏和李固则差别。

第一,他们都必须死,张文远可以免死,是因为阎婆惜非正妻。第二,他们不能死在别人手里,只能死在卢俊义手里,因为卢俊义必须亲手复仇才是英雄,武大则不必。第三,他们得用最惨的方式去死,因为他们罪孽最大。最后,卢俊义碎割了这对奸夫淫妇。

这就是维护男性英雄权威的另一种方式——通过痛快淋漓地复仇来雪耻。总之,《水浒传》对男性宽容,对女性则苛刻。矮脚虎好色无厌,小霸王强抢民女,仍不失地煞之数。

妇女出轨,只有死路一条。更值得反思的是,即便这些淫妇死无葬地,作者主要也并不是为她们来写故事,她们只是一个英雄故事的附庸和陪衬。

然而为作者始料未及的是,恰恰是这些“附庸和陪衬”,其艺术价值和影响力却凌驾许多男主人公,也凌驾了作者着意描绘的两种好女人。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水浒的女性悖论。这种悖论的背后是作者看法和艺术体现力的猛烈冲突。

施耐庵,如果水浒作者是他的话,以他在全书中体现出的才力,不是不能把“好女人”写好,也不是不能把“欠好的女人”写得更好。那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他艺术水平的发挥呢?这就是人的看法。限于他的履历和所处的时代,施耐庵可能并不相识女人,尤其是正常女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他笔下的“好女人”更像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同样因为不相识,他笔下的“坏女人”更像一个眼中只有“淫欲”和“物欲”的怪胎。简言之,施耐庵笔下的女人,是男子心目中的女人。

这种女人要么规行矩步展现男权世界的律令(或者直接异化为男子形态);要么就像男子一样对异性、对生活,充满淫欲和物欲。而这,并不是女人本然的面目。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二种“不相识”,在艺术效果上胜过了第一种呢?可能是因为第二种更靠近于人本主义:女人首先是人,人的“欲”,即即是恶“欲”,也比“符号”更贴近人性。

在随后而来的小说中,《金瓶梅》继续和生长了水浒女性的“淫欲”和“物欲”,用越发庞大、失常的形象来放大和袒露社会之“丑”和女性之“恶”,这种剑走偏锋之举竟意外到达了艺术的新高度。《红楼梦》的作者则因凡间机缘巧合加之天赋异禀,得以从一个美且灵性的人的视角,以洪荒之力涤荡灰尘,再造乾坤,重构了一个善恶交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女性世界,并以此烛照出社会的黑暗与污浊,指引着读者不停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时机,我们再深入聊一聊《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先容李煜晖,高级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事情者,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治理与向导偏向博士研究生。

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学副主任,文科人才造就项目卖力人,文科实验班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国家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文科实验班课程革新”课题组长。主持说文/何杰看到煜晖这篇文章,我不觉想起我们小时,经常看一些革命影戏,那些高峻全的人物我们很少记着,更谈不上模拟;但一些“坏人坏语”却被我们重复谈论甚至模拟。

遐想到四台甫著中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作者着力维护的形象,好比宋江、刘备,这些人做得特别正义、特别周到,可就是透着那么股虚伪;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不招人喜欢的形象,好比潘金莲、曹操、猪八戒,这些人有着许多缺点甚至可能犯上作乱,但读者却对他们极为痴迷。这种现象在我学中文之前,一直让我不得其解。煜晖在这篇文章中,其实解释了这个现象,这亦是文学的魅力之源:展现最真实、最深层的人性。

我们为什么喜欢读文学作品?从浅层说,是想读故事,在故事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又在意念中过一把故事人物的瘾;从深层说,是想读他人,在明白他人中,明白人性,进而反观自己。我们平时生活得很理性,这是我们的生存依托,也是社会得以稳定的依据;但我们总有许多被压抑的欲望,于是我们会有白天梦,于是有了永远有魅力的文学。我们超出作者预想之外“喜欢”上潘金莲这等人物,其实是我们心田盼望放纵的潜意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喜欢模拟“坏人坏语”的心理动因。

所以只要人的欲望压抑存在,文学中这类形象就永远有魅力。谢谢煜晖鞭辟入理的分析。

从四台甫著,我们读出了文学的魅力;而从煜晖的分析,我们更读出了四台甫著的魅力。施耐庵地下有知,当以为欣慰,因为几百年事后,仍有煜晖等人用自己的生发向他致敬。栏目主持何杰老师,北京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市级主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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